九十年的人生历程，六十五年的从医从教生涯，他用热忱与汗水播撒出神经科领域的一片沃土。临床一线，三尺讲台，他造福患者无数，培养桃李满天下。他就是我国著名神经病学专家、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豆状核变性（即Wilson病）的奠基人和该领域公认的最权威专家、安徽省医学会名誉会长、安徽中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杨任民教授。
为人师表、言传身教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杨任民教授用65年的从教生涯生动地诠释了为师者传道的精深博大、授业的艰辛求索、解惑的务实求真。虽已年届九十高龄，杨任民教授却仍然活跃在教学一线。早上8点整，他就来到医生办公室听取医师们的汇报。这些医师都是他的学生，十几个人围成一圈，依次汇报病情，并拿出疑难病例的资料向他请教。9点钟，杨教授在学生的陪同下开始了教学查房。面对学生不能明确的诊断，他亲自上前检查：他让患者放松躺下，拿出“检查针”在患者的足部特定部位来回划了几圈，观察患者的反应；接着他又拿出叩诊锤仔细地分别敲击股四头肌腱、跟腱，留意患者的动作；然后，他又让患者下床活动，观察步态。检查后他回头问学生：“你们看现在患者如何定位？”几位学生恍然大悟。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今高科技产品日新月异，CT、MRI等检查工具固然重要，但最基本的体格检查方法‘视触叩听’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临床诊断的法宝。”时间一晃，11点到了，紧张而忙碌的上午教学查房工作结束了。寒暑更替、春秋叠易，杨任民教授不知不觉已经将这项教学查房工作进行了50多年。
杨任民教授（白衣者右2）在查房
在学生眼中，杨任民教授是一位严师，而且严格得近乎苛刻、不近人情，但同时又为学生的进步不遗余力。杨教授每年都要指导几名研究生的学业，他经常教导学生“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做学问要精益求精，做学问要锲而不舍”。每一名研究生从论文选题、论文设计、实验操作到论文书写，事无巨细，他都要一一过问，层层把关。2006年4月中旬，杨教授在刷牙时发现牙龈出血，继而他又发现皮肤上有不少瘀斑，作为一名医师他知道自己一定是血液系统出了问题。门诊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血小板只有正常的1/20。他不得不放弃手头的工作住进了医院，立即进行输血和输液治疗。而此时正是研究生论文即将送审的阶段，杨教授的心里紧紧挂念着即将毕业的学生。眼看论文送审时间就要到了，杨教授却迟迟没有看到学生送来论文，他急了。原来是学生们知道老师病情尚未稳定，不忍心打扰。杨教授得知情况后，立即将两名学生喊至病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在病榻上，杨教授操刀捉笔，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论文的修改。看着页面上潇洒的字体，规范的修改字符，感受着老师连一个标点符号、一个错字都不放过的严谨精神，学生们良久沉思，潸然泪下。
杨教授常说，医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更是一个辛苦的职业，没有付出，没有努力，绝无收获。我们应该从实践中学，用实践去检验理论，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这是杨教授一生的学习行动，他也用此影响着、指导着、激励着他的学生。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科研很少被人提及，尤其在安徽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开展科研工作似乎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杨任民教授却做到了，而且做得是那样扎实有力、富有成效。
每天在临床与教学之间奔波，每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求索，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和知识的不断积累，杨任民教授越来越意识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早在1965年，他在临床上诊断了一例罕见的疾病“肝豆状核变性”，当时国外有文献报告二巯基丙醇治疗该病有效，但是按照文献100～150 mg的剂量治疗了几个月，患者病情不见好转。杨任民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疗效不好可能与剂量有关。经过周密安排，并征得患者家属同意，他开始采用剂量递加的方法进行试验，同时密切观察毒副反应。在剂量增至每天800 mg时，奇迹出现了，“怪病”患者的症状逐渐好转，最终康复出院且未见明显副反应。后来基于同样的试验理论，杨任民教授在国内首创大剂量二巯基丙磺钠酸钠治疗肝豆状核变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科研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杨任民稳步开展了动物实验、分子生物学实验和细胞实验及临床试验等，在科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首次建立了肝豆状核变性细胞模型；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中国人肝豆状核变性患者ATP7B基因第7、18外显子上Ser662Cys、3372delC两个突变位点，并证实了白种人与黄种人存在着基因突变的差异；与国内有关科研机构合作建立了世界最大的肝豆状核变性基因库；在国际上最为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了肝豆状核变性的病因机制，提出了新的诊断、分型、疗效判断标准和治疗方法；创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豆状核变性的理论与方法。
早在1995年，杨任民教授就被英国剑桥世界科学家名人编辑委员会编入第11版世界科学家名人录，以铭记他在医学、神经病学领域，特别是在Wilson病研究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
杨教授诊病，认真负责是出了名的。每天天不亮，候诊室里就坐满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慕名前来就诊的患者。出于对患者负责，他每次门诊只安排12例患者，每例患者他都要亲自问诊，亲自检查，每人不少于20分钟的诊查时间。即使如今杨教授已九十高龄，他仍然墨守此规。但凡在杨教授处看过病的患者都对他的认真负责印象深刻。
一次，一位年轻患者因“自述无力”多处求诊，都未获答案，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精神性疾病”。几经辗转，他来到杨教授处求诊。起初的常规检查并没有多少斩获，但杨教授凭着自己多年经验判断患者一定是有问题。想到患者自述无力但肌肉“完全正常”，他就让患者脱去外衣，完全暴露上身——在场的所有学生都惊呆了，原来患者的上肢肩胛带肌肉已经有明显的萎缩，就连刚入院的实习医生也看得一清二楚。原来获得答案的途径是如此“简单”，但这背后却蕴藏着一名医务工作者细致入微、认真践行的基本态度。正是这一次次的认真负责，正是这一次次的追根溯源，造就了医学名家杨任民。
2018年，杨任民教授（左5）荣获中国医师协会“中国杰出神经内科医师终身成就奖”
杨任民教授在神经内科领域享有圣誉，至今在国内首次发现并报道了Shy-Drager综合征、Machado-Joseph病等10余种罕见疾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肝豆状核变性领域，杨任民教授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他所倡导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在临床上取得了93.16%改善的神奇疗效，远远高于国内、国际同行，使很多患者摆脱病痛，重树生活信心，走上工作、学习岗位。目前，杨教授所在的安徽中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附属医院保持了治疗世界最多肝豆状核变性患者的记录，患者来自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及美国、加拿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多个国家。
杨任民教授不仅是一位好老师、好医生、好的科研工作者，同时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有一次，杨教授问自己的一名高个子学生：“你有多高？”学生自豪地说：“我一米八。”杨教授说：“我做的笔记摞起来比你还高。”多年后，这位学生帮助杨老师搬家，他清楚地记得老师笔记有中文的、有英文的、也有图片的，加起来足足有两米多高。如今，他的学生也在重复着老师的故事，每次查房他们都不停地做着笔记，只是今天记笔记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了，有时他们用上了手机、电脑等电子工具。
多年来，杨教授共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多次参加国内外论文交流并获奖，出版专著27部，其中包括国内第一部肝豆状核变性专著《肝豆状核变性》，国内第一部中西医结合神经病学专著《中西医结合神经病学》。
杨任民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医学教学、临床、科研岗位的“常青树”“不老松”。他用睿智、勤奋、求实，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诠释了老一辈人民教师、人民医生、科技工作者的高贵品质。(安徽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安徽中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文图 来源：中华医学信息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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